許鞍華走在香港街頭（2017年4月24日攝）。白襯衫，黑色馬甲背心裙，標志性的短發，香港著名導演許鞍華步履輕盈地出現在記者面前，很難相信她正迎來自己70歲的“古稀之年”。應記者之約，她以一位香港普通人的視角，在回首自幼在香港成長、發展經歷的同時，也以她作為電影人的敏銳、細致的觀察，體悟到香港社會細微的變化和起承轉合的心理磨礪。新華社記者 秦晴 攝

新華社香港6月5日電 題：導演許鞍華：我與香港七十年

新華社記者閔捷 陳鍵興

白襯衫，黑色馬甲背心裙，標志性的短發，香港著名導演許鞍華步履輕盈地出現在記者面前，很難相信她正迎來自己70歲的“古稀之年”。應記者之約，她以一位香港普通人的視角，在回首自幼在香港成長、發展經歷的同時，也以她作為電影人的敏銳、細致的觀察，體悟到香港社會細微的變化和起承轉合的心理磨礪。

家住北角：從“小上海”到“小福建”

北角位于香港島東區最北端，在百年多次填海工事之前本是一個海角，也是香港最早發展的地區之一。在那里生活了60多年的許鞍華認為，北角的生活變化并不大。在她的記憶中，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北角住了很多上海人，家附近的“上海三六九菜館”是許鞍華和家人常去的餐館。這些上海人大多于上世紀40年代末由內地來港，在北角落腳后便在當地開辦起了理發店、餐館、商店、洋服店，以及大上海式的夜總會和娛樂場所，故得名“小上海”。

許鞍華回憶說，后來身邊的福建人越來越多，而上海人則少了許多，逐漸地“小上海”就變成了“小福建”，最顯著的代表就是“四十間”。上世紀20年代南洋福建富商郭春秧在北角建了一排40間相連的樓房，所以香港老一輩將春秧街稱之為“四十間”。作為移民城市的香港，近百年來迎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而北角作為最早新移民的落腳點之一，其發展與變遷頗具代表性。

許鞍華幼時與祖父母住在一起，祖父教她古典詩詞，并在中國傳統文化和古典文學方面對她影響深遠。但他堅持讓許鞍華入讀英文學校——港島著名女校圣保祿學校。在祖父的輔導下，六年級時許鞍華已經讀完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記》。可是，令許鞍華感到困惑的是，中文在學校里是第二語言，課本大都是英文書，書里的公共汽車、老師教的英式下午茶，在生活里見不到，書本與生活的脫節是童年時代的她一直感到矛盾的地方。

“即便是中文課，念的和原來的發音也不一樣，用廣東話的發音朗讀中文感覺很奇怪。”許鞍華說，一入學就感受到語言的分裂，是困擾她童年的另一個矛盾。

許鞍華作為一個小女孩所感受到的這些困惑，在當年香港具有普遍性，正是當年殖民化教育帶來的弊端。正如香港社會學專家周永新在《回首香港七十年》中所指出的，香港殖民地政府以英語作為唯一官方語言，把市民所用的母語排斥在官方語言之外，致使教育制度遭到扭曲，學生學習障礙重重，市民無法與政府溝通，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

1972年，許鞍華在香港大學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后，前往英國倫敦國際電影學院攻讀電影課程。1975年回到香港，她擔任著名導演胡金銓的助手，后進入無線電視臺當編導拍紀錄片，并拍過3集《獅子山下》。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一批深受英美電影流行趨勢影響的年輕導演，創作了一批“香港新浪潮電影”。許鞍華作為其中的重要成員，拍攝了《瘋劫》《撞到正》《投奔怒海》等，使她在初涉影壇之際就嶄露頭角，為其后的發展奠定基礎。

“回歸”前后：從《女人四十》到《半生緣》

1994年，許鞍華執導《女人四十》，該片講述一位香港職業女性如何在家庭和事業之間爭取平衡的故事。許鞍華在這部電影中所展現出的對女性的關懷和女性視角，在香港電影圈中獨樹一幟。該片一舉奪得第十五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最佳導演等六項大獎，實現了她電影生涯中的第一個“大滿貫”。

1997年，許鞍華根據張愛玲同名小說拍攝了電影《半生緣》，這部叫好又叫座的電影拍出了生活的質感——小巷舊樓、樹林拍照、小店吃飯、下班搭乘巴士等，香港影評人稱贊其“成功復制了張愛玲筆下哀婉憂傷的情調”。

這一年，許鞍華還拍了她的第一部紀錄片《去日苦多》。片中，她回到母校香港大學與老同學一起緬懷成長的足跡和香港過去的日子，反映出這些香港社會精英在回歸前后對身份認同問題的思考和彷徨。如今，20年過去了，許鞍華笑言，當年怎么也想不到20年后自己還能坐在這里接受采訪，對此，她非常感恩。

談及香港電影在回歸前后的變化，許鞍華說，其實對香港電影來說，1993年才是真正的分水嶺。1993年之前，香港市場一年可以拍到二、三百部電影，而且票房很高，在臺灣地區、韓國乃至東南亞都很有市場。可是到了1993年，美國電影《侏羅紀公園》等大片的上映，反響很好，給香港電影帶來沖擊；臺灣片商也不再像以前那樣買片花，很多電影拿不到定金，開不了機；加上香港電影質量也出現一些瑕疵等原因，這之后香港電影開始走下坡路。

談到與內地的合拍片，她認為兩地電影人才的交流、合作會給觀眾帶來更多的驚喜，而兩地電影人“坦誠交流、充分了解對方的看法”，是最重要的。

轉運源自“天水圍” 對香港電影有信心

2007年，許鞍華拍了一部投資120萬港元的小成本電影——《天水圍的日與夜》，為此她跑了50多趟天水圍，拍了很多非常生活化的長鏡頭，將百姓生活的點點滴滴，以紀實風格的文藝片形式呈現。許鞍華說，拍攝的時候周圍的人并不看好，可是剪出來以后，很多人看過之后給她打電話，有的人感動得都哭了。許鞍華非常高興，讓她覺得對香港電影的未來又有了信心。此后她這種冷靜、敏銳、細膩體察基層百姓人情冷暖的拍攝手法，在《桃姐》等電影中得以延續，她以深厚的人文關懷表現基層百姓于無奈中顯出的韌性，又于悲苦中透出生活的希望。

令許鞍華感到意外的是，這部“講廣東話、很生活”的戲，也贏得了內地觀眾的喜愛，令她意識到感情的傳遞是不分地域的，“本地味道越濃厚，生活感就越突出，就更能感染人”。

2009年，她憑借該片獲得了第二十八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獎。在頒獎儀式上，許鞍華發表感言：“在香港電影一百周年的時候，希望男女老幼都一起為香港電影界接下來的一百年努力。”

曾給許鞍華當過副導演的關錦鵬說：“許鞍華拍戲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她有某種執著。”他說，這可能源自她的身份認同，她“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在自己電影中滲進很多歷史的關照，這份歷史關照就成為許鞍華電影很獨到的地方。”

對于香港電影的未來，許鞍華樂觀地表示“對香港電影輝煌再現很有期待”。正是這位始終保持初心的電影人，把每一次拍戲都當成“功課”，全力以赴地投入生活的懷抱，以感恩之心回報給觀眾一次又一次“驚喜”。

在即將于6月16日開幕的上海電影節上，由許鞍華導演的新片《明月幾時有》將作為開幕影片率先登場，該片講述上世紀40年代“東江縱隊生死大營救”、數百位文化名人及愛國人士成功被營救出戰火紛飛的香港的故事。該片已經入圍上海電影節“金爵獎”，并將于7月1日和6日在內地和香港先后公映，值得期待。